古籍出版改制压力大疲于完成指标难以静心_[#第一枪]

9月中旬，秋高气爽。一年一度的全国古籍联合体社长年会在安徽合肥召开，这次年会得到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的重视，亲自到会并发表了关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重要讲话。为了让大家有充足的讨论时间，在承办方黄山书社的精心安排下，会议后期移师黄山脚下太平湖畔的秀湖山庄，来自全国20多家古籍出版社负责人就古籍出版的一些重要议题展开了积极研讨。

体制改革 使古籍出版社困境求生

按照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出版体制改革的要求，除人民出版社等4家可以保留公益性事业单位的体制外，其他所有出版社都将转型为经营性企业单位。转企改制能给古籍出版社带来什么好处?面对市场，古籍出版社能不能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在两天的研讨中，围绕这一话题，与会者讨论得十分热烈。

黄山书社社长左克诚坦言，正是通过转企改制、更新观念才使黄山书社再次迸发活力，脱掉了落后的帽子，迅速成长为全国古籍出版社的排头兵。他细数转企改制带来的好处，一是在市场化体系的推动下，黄山书社可以平等参与竞争;二是机制改革后，企业用人更加灵活，破除员工身份差异，有利于人才引进;三是以书养书，用教辅图书的赢利，投入古籍整理图书和品牌重点书的出版，社会效益显著;四是所在的集团公司上市，募集了充足的资金，而黄山书社重大图书出版项目多，可以争取到更多的出版资金。

改制后古籍出版社如何应对市场，上海书店出版社总编辑金良年认为，处于集团化、企业化环境下的古籍出版社，应该依托集团的背景，发挥专业优势、融入市场。他相信，改制以后，古籍出版社在未来书业市场的专业出版领域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古籍出版还有海外市场，国家还会通过项目补贴的方式扶持古籍整理出版，因此，古籍出版社面对市场，还是要把古籍整理出版作为自己的主阵地，集中力量，保持专业队的水准，这才是古籍出版社的生存之道。

在改制后面临更加市场化的环境，古籍出版还应把目光转向大众，多出一些传统文化普及读物。这也成了大家谈论的话题之一。 齐鲁书社社长宫晓卫认为，齐鲁书社能够保持10余年的稳步发展，效益良好，主要还是出版方向明确，形成了古籍整理、学术著作、传统文化普及读物和助学读物 4大出版板块。他认为，古籍出版社要将古籍大众读物的出版，作为服务大众的重要工作来做。中国书店出版社总编辑马建龙认为，当前国学热为古籍的大众出版带来生机，专业古籍出版社会更有优势也更有眼光，从浩瀚的传统古籍中选择其精华和优秀的部分转化为大众能够理解接受的通俗读物，从而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结合。

也有一些出版社负责人谈到改制后面临的压力很大，上级单位在任务指标的制定上，没有考虑古籍整理出版的特殊性，使得出版社要为完成指标疲于奔命，很难静下心来做大项目，因此，建议应把古籍整理出版作为国家、政府行为，由政府出面给予更多资金及人力的支持。

用人机制 是解决人才问题的关键

讨论中，大家还纷纷提到古籍出版所面临的专业编辑培养难、古籍出版人才匮乏的问题。据记者了解，一方面古籍出版的专业性对编辑的要求很高，另一方面由于古籍整理出版投入大、时间长，不能即刻带来利润，使得从事古籍整理出版的编辑待遇较之其他大众图书编辑要低。因此，这几年，古籍整理出版专业人才青黄不接和流失现象较为严重。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郭又陵认为，对于要求调离的编辑，社里都会放行，因为留得住人留不住心。他说，要想真正做好古籍整理工作，首先是要热爱这份工作，所以，社里都会让年轻人自主选择，最终留下来的人都是对古籍整理感兴趣的。对此，许多社长都有同感。他们认为，比起专业知识和高学位来，更重要的是要对古籍整理出版这份寂寞的工作有一份真正的热爱，心甘情愿地去坐冷板凳。

但是，与会者也都清醒地认识到，古籍出版社如果仅仅是靠事业心来稳定专业编辑队伍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面对人才危机，古籍出版社更需要制定出科学的考核机制、薪酬体系和奖励机制，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引进专业人才，重点培养，合理使用，这才是解决引进和留住高素质专业人才的关键。

中华书局副总经理黄松介绍了中华书局近两年中培养专业编辑的经验。他说，中华书局每年出版图书1000多种，新书占60%，古籍出版是其核心内容，因此，中华书局把培养古籍出版编辑的专业能力作为重点，在培养人才方面采取了导师制。把新进人员全部指派给资深老编辑进行一对一地讲授古籍编校知识，手把手地带教，让新编辑尽快掌握古籍整理的基本知识与技能。同时，中华书局还通过上大项目来培养一批专业编辑，以工作量和工作业绩考核。因此，这几年来，中华书局人才流失得很少。

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每年严把进人关，新进的编辑都要求是相关专业研究生以上学历，每年都组织新编辑参加相应的培训班，还保证每年让编辑参加有关学术会议，以加强对古籍文献研究前沿热点的了解。此外，该社实行的责任编辑负责制给编辑以很大的压力，逐步培养了一批热爱古籍图书及出版的专业人才。

在黄山书社，经过体制改革后，该社完全打破了用人机制，面向全国招聘，全社员工没有身份差别。社里根据古籍出版的特点制定出科学的图书编辑考核机制、薪酬体系和奖励机制，对编辑的考核并不是单纯地与编辑字数、书号以及经济效益挂钩，而是有所倾向，让古籍整理图书编辑有名、有利，奖金和晋级比其他编辑占优势，提高了古籍整理图书编辑的积极性。

交流中，与会者肯定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积极作用，认为其从2001年开始主办全国古籍社编辑培训班对人才的培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时，也有人提出，合作出版，广泛利用各研究机构的人才，也是解决人才问题的一个手段。

未雨绸缪 尽全力迎接数字化挑战

无论是从世界范围还是从中国自身市场上看，数字出版早就给传统出版业敲响了警钟。在此次年会上，多家古籍出版社负责人都表示已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危机，开始在古籍图书出版的数字化方面进行了思考和探索，积极寻求数字出版环境下的古籍整理出版的应对之举。

据记者了解，作为使用工具，数字化在古籍整理方面早就开始发挥作用。许多古籍出版编辑已开始在网上用电子文本进行编辑工作，大大地提高了编辑工作的效率。上海书店总编辑金良年举了一个例子，他最近正在整理的《棚仓目录》是明代一个杂抄笔记，有几十万字。他说，如果没有数字化给古籍整理带来便利，这本书很难想像要花费多长时间。因此，他建议古籍出版社在培训编辑时也能够加强数字化方面的培训，把这种既节省时间又能减少差错的工作方式推广普及开来，多鼓励编辑利用数字化来提高古籍整理出版的工作效率。

值得一提的是，在古籍图书的发行方式上，网络销售也成了古籍图书发行中新的增长点，中华书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近几年来网络销售古籍专业书的增长速度就很快。巴蜀书社副社长林健认为，在网络销售的渠道中，古籍出版社的自身资源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实体书店是无法保证古籍图书的在架率，而借助网络，古籍出版社完全可以有效地延展古籍图书的销售周期。他建议大家可以联手，尝试做一个网上书店，作为古籍图书专有的销售平台。

在讨论中，一些古籍出版社的负责人认为，作为相对比较小的出版单位，大多都不可能投入很多的资金来进行数字出版的平台搭建。因此，在数字出版的浪潮中，古籍出版社可能更多的是承担内容供应商的角色。

据记者了解，在数字出版发达的国家，率先形成赢利模式的恰恰是像古籍整理出版这样的专业出版社，通过自己所拥有的知识产权来取得稳定的收益。国外的情况为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应对数字时代指出了另一条出路：一方面，出版社加大专业队伍建设，保证古籍整理图书内容质量的稳定和准确，尽量做好自己的文化积累工作;另外一方面，出版社也要十分重视、保护好古籍整理出版图书的版权，有未雨绸缪的意识，为将来真正形成赢利模式做好准备。

从这次古联体年会整体情况看，古籍整理出版，正如副署长邬书林所说“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大家相信，有国家一如既往的支持，有出版社坚持不懈的努力，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一定会更加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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